（三）数字中国走向世界和未来 随着数字科技日益发展和广泛应用，人们能感受到万物皆数，而且数字间的关联正在上升为一种普遍规律。

这套规则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入发展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少数发达经济体企图打造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在经贸规则方面给整个世界带节奏。要看到的是，这个阶段的国际循环看似繁荣畅通，实际隐含了内在的、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最突出的是国家之间和阶层之间获益不均，全球贫富差距显著拉大。

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间分工结构，呈现后者提供原材料、前者提供工业制成品的循环，财富源源不断由外围流向中心。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畅通。打造充满活力的市场需求环境、不断开放的市场准入环境和规范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全面优化外商投资服务，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示范效应，更大力度吸引外资投向研发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中西部地区。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传统产业出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大规模颠覆性改造，技术和市场日益取代要素成本成为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决定因素，过去国际循环的产业基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循环模式带来外围地区的财富枯竭与日益贫困，激起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强烈反抗，必然不可持续。

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全球化阶段。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下跨国公司普遍意识到，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过远，大规模长距离的资源和货物供应容易受到各种因素扰乱甚至阻断。一是风险导向应优先于问题导向。

抬头看未来，都是不确定的。要分清不同主体的风险责任，防止道德风险和风险防范中的相互依赖。从理论上看，公共风险与制度缺陷是相伴而生的。防范公共风险是政府的责任，而个体风险则是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责任，两者不可混淆。

一旦原有的规则和秩序被打破，无法提供确定性，公共风险水平就会急剧上升。六是连结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通过数字技术为公共风险管理提供支撑。

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就是防范战略风险的一个战略举措。二是要对发展过程中的公共风险进行沙盘推演，形成具体的防风险预案。改革是推动制度完善的根本办法，改革滞后，公共风险就会增多。宇宙学家霍金说，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

今年的疫情冲击前所未有，我国对冲这种公共风险取得巨大成效，靠的就是这种探索和创新精神。公共风险之所以会转化为发展的成本，是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和行为方式，资源配置偏向于预防可能的损害和损失。厘清这两个层次的风险，是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的前提条件。公共风险越大，国家发展的成本越高。

公共风险越小，国家发展的成本越低。要避免发展的波折，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共风险管理在新发展阶段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国的发展好比登顶珠峰，已经到了半山腰，越是往上走，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就越大，唯有靠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制度创新，才能确保我国发展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给我们带来了求变、求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规则与秩序提供确定性，可以对冲公共风险，从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降低宏观成本。其实，每一次危机都是对我们已经构建的确定性的冲击。相反，若是我们的思考只从确定性出发，思维就会固化，我们得到的就可能是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面临危机。防范风险，是要预防问题的产生。新冠疫情突袭，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但这个常识往往被忽视。

核心科技被人卡脖子，供应链被打断，全球化急转弯都超出原有的经济全球化逻辑，如此等等。实体空间应与虚拟空间相结合，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公共风险思维有机融合起来，运用于公共风险管理全过程，提高公共风险的监测、识别和预警能力。

公共风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济社会活动中内生的。公共风险管理需要加快数字政府建设。

在当前来说，防风险预案比应急预案更重要。降低发展的成本，关键在于公共风险管理 从整体来观察，国家发展的成本取决于公共风险。

国家发展可持续的确定性，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化来构建 人类的风险意识很早就有，但风险理性并未真正发展起来，风险思维不够发达。目前我们在一些重大项目上，已经开始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但还没有做到对所有的决策进行公共风险评估，应当尽快实现全覆盖。只有防范风险，才能减少应急。在公共风险管理机制中，应规定：凡是没有进行公共风险评估的决策方案，不得发文出台。

战略过时带来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制度缺陷导致的风险是源头的风险，这些公共风险往往转化为最大的发展成本。我们的法宝是：不断解放思想，努力超越过去构建起来的经验确定性和理论确定性，用公共风险意识不断地去构建新的确定性。

例如，银行面对风险，必须有拨备。人类社会进入到了风险社会时代。

可见，全面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实质上内嵌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之中。四是在国家的各项决策中，如出台相关政策、改革方案，都应当加入一道公共风险评估的强制程序。

公共风险转化为公共成本或者说宏观成本，成为发展可持续的最大约束。平常说的制度成本，其实质就是制度缺陷引发公共风险而导致的各种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世界历史进程开启了不确定性模式，解构确定性的速度越来越快于构建的速度，全球秩序与发展的动荡会不断摇晃我国这艘巨轮，甚至会引发大的颠簸。除了以探索和创新来对冲公共风险，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从现在仍在全球扩散的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它对全球发展的负面影响变得日益严重。面对感染风险，必须保持距离和环境消毒，诸如此类都是成本。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发展的基本逻辑。之所以出乎意料，根源在于理论上没有一个基于公共风险的分析框架，使我们看不到风险，也就谈不上建立公共风险管理机制。

只有当我们的思维和意识从不确定性出发时，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集体确定性。也可以说，当前面临改革和风险赛跑的局面，改革只有跑赢风险，才能赢得我国发展先机。